这家人不但刁钻狠毒，而且还十分刻薄。一年到头一个铜子，也不给媳妇，更不给媳妇带来的孩子（太爷）。那个时代村里没有商店，可是每隔十天半月的就有货郎挑子、毛驴驮子到村里卖一些干鲜果品等日用杂品。遇有来村卖货的，别人家的小媳妇、大闺女们一般都领着孩子去围着货郎挑子或毛驴驮子挑选几样自己需要的东西，还要再给孩子们买一把糖疙瘩或买一、二斤水果等。唯独我们的祖太太却不能去买。要买也只能由公婆亲自去买。买回的东西不论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全由公婆分配，而且在分配时也不是一视同仁。在这方面我们的祖 太太和太爷自然是受小看、受歧视的对象，想给就给一点儿，不想给就干脆一点儿也不给了。常常是他们一家人在那里吃，我们的祖太太和太爷在一旁眼瞅着馋得咽唾沫。

       面对欺凌，祖太太本人还好说，给就吃一点儿，不给拉倒，受小瞧就受吧，忍一忍就过去了。最使她心里难受的是她看见人家的孩子大人在那里吃而不让她自己的儿子吃，儿子的两只圆溜溜的小眼睛盯着看，作为母亲心里真不知道是个啥滋味。遇到这种情况祖太太往往是拉着儿子赶紧离开家里，到院子里转一转，或者去街门口站一站，觉得人家吃完了再领着儿子回家。

       一次又遇到这样的事情，她便把儿子领到街门口，坐在大门旁边的那块大黑石头上，把儿子搂在怀里哄儿子说：“糖和果子吃到肚里会生虫子的，那些东西叫他们吃去吧，咱们可不吃它，肚子里生了虫子就要咬人的肠子,虫子把人的肠子咬断了,人就活不成了”。儿子知道母亲是在哄他，他想问母亲：“他们别人吃糖、吃果子为什么肚子里就不生虫子？”但是，他也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和母亲说什么母亲都不会给他要来糖和果子的，只能让母亲为难。所以就没有反问，于是就顺着母亲的话说：“嗯，我不吃，给我吃我也不吃，我怕肚里长了虫子把我的肠子咬断，我死了娘想我。”当娘的怕儿子因为受小瞧心里不好过，编了假话哄儿子，懂事的儿子理解了娘哄骗他的好意，也违心地和娘说了假话，又反过来哄娘高兴。祖太太看见儿子听懂了自己的假话，儿子又用假话安慰了她的良好用心。于是鼻子一酸，扑簌簌两行热泪夺眶而下。眼泪滴在了儿子的头上，又流在儿子的脸上。儿子发现娘哭了，也就跟着哭了，并且边哭边用小手给娘抹着眼泪，嘴里还不住地央乞娘：“娘，别哭了，我不要糖，我不要果子……”。他不央乞娘，娘还低声抽泣，他这一央乞倒使娘更加难以控制感情了。于是，祖太太把儿子紧紧往怀里一搂，娘儿俩脸挨着脸，就泣不成声地痛哭起来。

       这悲凄的哭声，惊动了街坊邻居，也惊动了他们郭家人。许多邻居不约而同地围了过来,当问明原委之后,街坊邻居们都对这苦命的娘俩投以同情的目光，并七嘴八舌地对郭家人的不公道行为给予谴责。在众人的谴责下，太爷的后继父跑回家拿出了两个果子两块糖、塞给了太爷。然后便推推搡搡地把祖太太和太爷推进院里。进家之后，一家人都骂骂咧咧地指责这可怜的娘儿俩“没风水、没出息，争嘴吃，给他郭家丢了人，现了眼”。

       祖太太和太爷不光是在吃糖吃水果这些小事上受他们的小觑，就是在平时的吃饭穿衣上也照样受小看，受歧视。为这吃饭穿衣的事，这娘儿俩不知遭了多少罪，受了多少气，流了多少泪。在当初那种封建夫权社会制度下，遇到他们郭家那样的家庭，祖太太作为媳妇吃得赖点儿，穿得破点儿，或者做在前吃在后，甚至遭受一点儿婆家人的打骂虐待，仿佛是天经地义的正常事儿，真也不足为奇。而对于我们的太爷来说，刚刚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得不到应有的呵护和良好的教育不说，反而还常遭受冷酷无情的后继父、后爷爷、后奶奶的小看、歧视，就未免有点儿太不公平、太不仁道了。这也确实叫祖太太这个当娘的伤心掉泪。

       据太爷回忆说：他从六岁随母亲进了郭家后到十岁去独石口木匠铺学手艺之前，只穿过郭家两身新衣服，多数都是穿他们家大人替换下来的破旧衣服。这些破旧的衣服，有的时候由母亲给改一改，补一补，管他破也好，旧也罢，穿在身上比较合身也就算比较体面了，有时候因为母亲没有时间来改，就直接把大人的衣服穿在身上了。从六岁进了这个家门到十岁也只穿过三双母亲做的新鞋，穿鞋一多半是穿别人替下来的烂鞋，有郭家大人穿过的旧鞋，也有好心的邻居们送给邻居们孩子穿过的旧鞋。大的大，小的小，破破烂烂，没有一双合脚的。至于帽子更是一顶好帽子没有戴过，夏天戴那些少边没沿的破草帽，冬天就是一顶透窟隆毡帽。棉帽子、皮帽子根本没有他的份儿。

在那四年中,不但穿不上好的衣服,而且也不能及时换季。往往是夏天换不上单衣,仍然穿得是破棉衣,而冬天来了，又换不上棉衣，照旧穿着秋天的夹袄夹裤。这夏天还好说，热得不行可以把衣服脱掉，虽然遭受点儿蚊虫叮咬，但也不冷。而这冬天就不那么好过了。北方的冬天是漫长的，也是寒冷的，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别人穿着棉衣、棉鞋，戴着皮帽子都觉得冷，而我们的太爷却经常是穿一身透着许多窟隆的破夹衣破棉衣，趿拉着一双前头露着脚趾头，后头露着脚后跟的破夹鞋过冬。

转载于《三里墩聂氏宗谱》